日战争爆发后，马文蔚辗转到重庆，在当时的四联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当视察员，足迹遍及大后方的各个省区，掌握了各地金融界的大量资料，并总结撰写了《青峨心影》游记和许多内容翔实、很有见地的论文和报告。民国31年(1942年)，被安排到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人事处当了甄核主任。

马文蔚始终潜心金融研究，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特见解与研究成果。北京刚一解放，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筹建，马文蔚经薄一波推荐到总行工作。1950年的一天，南汉辰行长把马文蔚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毛笔请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角、分”等几幅字样，南行长挑了一幅较好的放在一边。几年以后，这几个字便出现在“五三版”的人民币票面上。1951年，马文蔚被调到广西有色金属管理局任计划处副主任，次年被国务院征聘为高级知识分子，调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任计划处科员。1957年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携家眷离职回原籍自谋生活。1978年按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纠正错案，按退休干部安置原籍。为人民币题字已过去30多年，马文蔚从未对人谈及此事。1983年《山西日报》、《新民晚报》报道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隶书是其他人书写的消息后，马文蔚为不使媒体继续以讹传讹，才上书总行。总行经过对存档手迹进行鉴定，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奖给为题写“中国人民银行”等字做出贡献的马文蔚人民币2000元。

由马文蔚先生书写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汉字，用于第二套人民币到第五套人民币，并一直沿用至今。

1904年，马文蔚出生于太原阳曲县黄寨村，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马文蔚在阎锡山驻南京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秘书，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科员、监察院秘书。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文书副主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等职。

1949年6月，马文蔚经 薄一波介绍，到南汉宸主持的中国人民银行任研究员。据马文蔚先生回忆，1950年的一天， 南汉宸将他叫到办公室，让他以不同字体写下“中国人民银行”，“圆、角、分、壹、贰、叁、伍、拾”这些汉字，从这好几套字中选了一套，准备用在人民币上。当马文蔚看到人民币上用了自己写的字时，已是在1951年他调到广西桂林金属管理局当上计划副主任时。1952年，马文蔚又被国务院征聘为高级知识分子，调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任计划处科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与家属和仅有女儿回到原籍，自谋生活。

1978年，按照党的政策，马文蔚的错案得到平反，其时他已74岁，按退休待遇安置在阳曲县城，女儿在银行上了班，上级拨款为他单独修建了小院。由于他对人民币发行所做的贡献，在阳曲县政协成立时，马文蔚先生被一致推举为阳曲县政协委员。

马文蔚先生当选县政协委员之后，常到县政协机关看看。别人向已是80高龄他求字，他欣然下笔。“文革”中被造反派拿走的珍藏许久名人字画，经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调查，发现这些字画全被当作“四旧”烧掉了。

马先生爱书法，还爱舞剑，参加比赛也是独舞，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当选为全国健康老人。

1983年3月1日，某报载文说人民币上的汉字不是马文蔚写的。马先生知道后，就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写了封信，要求落实此事。总行收到此信仅半个月，就派出金融研究所的陈溶同志和高级工艺美术师张作栋来到阳曲县，带着总行的“绝密一号”档案，作调查和技术鉴定，确认档案中所留几套墨迹笔体与马先生的书法完全相同，尽管这些墨迹未曾署名，但还是能认定它是出自马先生之手的。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特发公函指出:“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有贡献的旧知识分子，1950年受南汉宸行长委托，为人民币题写了u2018中国人民银行u2018等字。”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汉字简化表，但是人们熟知的人民币上的票面汉字“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的“国”和“银”从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却是在1980年，第4套人民币准备发行的时候。 当时总行决定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繁体“国”改为简化的“国”、“ 银”简化为“银”，曾给居住在阳曲县的马文蔚来过一函，并再次约请马文蔚先生重写简体的“国”和“银”。可是，马文蔚老先生已是80高龄，又有哮喘病，握笔已不稳，所以，马老先生未能再写这两个简体汉字。

最后的任务就落在了北京印钞厂的专家身上。他们经过细心临摹马文蔚先生的笔体，终于临仿出了简体的“国”和“银”。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国”字的“口”与“银”字的“艮”字还是马老的原迹，而“玉”，和“金”，则是印钞厂的同志们加工书写，可是他们的笔迹字体与马文蔚先生的原迹神韵竟是那般一样，这也可以说是当代书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四十年信

1984年6月的一个上午，位于太原市阳曲县黄寨村的一处破旧的民宅，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来者是山西民国史上著名人士赵丕廉先生的外甥女赵银娥女士。赵银娥女士给马文蔚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赵丕廉的儿子赵立生先生从台湾转来的。 　　抚摸着发黄陈旧的信封，马文蔚颤抖动着双手展开信纸，未读一字已是泪流满面。信是他的老师赵丕廉先生在1942年写给马文蔚的，信中的大意是希望马文蔚能来北平给仁发公徐艺圃的钱庄当个会计，并劝马文蔚先依靠别人来发展，然后自己再谋出路。 　　那时的马文蔚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因为得罪了 “铭贤派”，只干了半年，就让孔祥熙免了职。而他只好赋闲在家，虽然有时也和朋友出去游玩一下，但内心总闷闷不乐。赵丕廉先生的信不是很长，但字里行间充溢着浓浓的关切之情。 　　捧着这封从台湾转回来的40年前的信，马文蔚竟不住泪水如注，想不到老师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自己。为什么这封信会去了台湾，已经成为一个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身在北平的赵丕廉先生知道了自己学生马文蔚的窘境才提笔写了这封信并让人转给马文蔚的。让人扼腕叹惜的是马文蔚读到这封信时已是四十年后的1984年。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而赵丕廉先生也已离开人世间23年了。 　　赵丕廉先生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台二赵”之一，他一生倾心教育，曾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的第二任校长，曾和劭力之、葛天明创立了南京文化大学，可以说，先生一生培养出了诸如徐向前、薄一波、李雪峰、程子华、马文蔚等青年才俊，曾协助章士钊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邵力子推荐，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民革中央委员，1961年1月5日逝世于北京，葬在八宝山。 　　那么赵银娥是怎样得到马文蔚的消息的呢？这完全是因为马文蔚书写人民币票面汉字的事情已经公开,得到总行的确认。电台、电视、报纸都对马文蔚书写人民币票面汉字一事做了大量的报道。面对来客，已经80岁的马文蔚心情显得十分激动。赵丕廉先生不仅鼓励自己的学生应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而且对学生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马文蔚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太原市的国师附小任教员，并结识了同校任教的赵梦兰女士。赵丕廉先生见二人情投意合，在1928年夏天,给二人牵线作媒，使马文蔚和赵梦兰喜结良缘。 　　值得告慰赵丕廉先生的是，马文蔚并未辜负他的教导，中国人民银行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马文蔚就应南汉辰行长约请，书写了第二套人民币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其它汉字，只是赵丕廉先生他有没有猜想过新版人民币上的汉字是谁写的，或者说有没有仔细端详过那十几个端庄、典雅的汉隶魏碑汉字。所幸的是，经历了二十年“右派”的马文蔚刚刚迎来自己生命的春天，就看到了丕廉老师在四十多年前写给自己的那封信，不至于让远在台湾的赵立生先生怀着遗憾而难以心安。 　　马文蔚生前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在1988年1月应邀参加了山西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马文蔚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稳定金融货币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尤其对远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学发出倡议，并给他们邮寄了自己书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书法长卷，鼓励他们一定要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马文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这封曾行走了四十年的信件仍被他的后代悉心收藏着。这封信不仅见证了一段师生情谊，更见证了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渴望团圆的愿望和历史。人民币迄今已经发行了第五套，但马文蔚先生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那几个汉隶魏碑的汉字仍在沿用着，若从书法手迹流传之广和其意义而论，马文蔚毫无疑问是当今书法史上的第一人。

1984年， 马文蔚被推荐为阳曲县政协委员。1985年，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1987年被聘为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1988年1月，被特邀参加山西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他本着“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的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振兴、家乡富强坚持工作，受到各界人士和海外学者的尊敬。他的书法作品参加过山西、内蒙、广西等地书法展览，并被选入全国文史馆馆藏画册。他的生平与研究成果，被载入《共和国奠基人名典丛书》(金融卷)、《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当代中国名家书画宝鉴》、《当代中国书画名人图录》、《中国收藏家名人辞典》、《山西通志》（金融卷）。